战国大纛之窃符

探索一条富民强兵之新路，其所获之利，最终皆可惠及整个齐国。

此乃‘郡县’与‘封邑’共强之道，而非零和博弈。”这一番话，

将薛邑的实践纳入了战国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中，提升了辩论的格局，

也暗示了保守可能带来的落后风险。一位儒家学者立刻起身反驳：“项先生所言务实，

固然不错。然则，治国平天下，岂能只重功利，而轻仁义道德？

昔孔子曰：‘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’。薛邑虽富，然盐铁之利尽归官府，

与民争利，岂是仁政？长此以往，民心不安，国基动摇！”项云早已料到会有此问，

淡然回应：“先生引圣人之言，甚当。然云窃以为，圣人所谓‘均’与‘安’，

并非静态的平均与绝对的安定。当百姓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之时，空谈‘不患寡’，

无异于纵容贫穷。薛邑平抑盐价，使人人得食洁盐；改进农具，使户户有望丰收。

此非‘争利’，实为‘创利’与‘均利’。让大多数百姓生活得以改善，

此正是最大的‘安’！若坐视豪强盘剥，贫者愈贫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均、不安之源。

仁义道德，需建立在百姓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，否则便是空中楼阁。

”他将儒家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，赋予其务实的内涵，强调发展才是实现仁义的前提。

这时，一位名家辩者跳出，以其擅长的逻辑诡辩发难：“项先生高论，然则，如先生言，

人才为重。然何以辨人才之真伪？薛邑三千门客，岂能尽皆贤才？若滥竽充数者众，

岂非徒耗钱粮？此乃‘名’与‘实’之辩也！”这个问题极为刁钻，直指门客制度的弊端。